3.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除罪化”
在當前金融體制弊端重重、民間融資不規(guī)范、管制體系不完善的現(xiàn)狀下，保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維護正常的金融經營秩序仍有其立法上的價值。但限縮適用只是暫緩之策。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金融體系的完善，應廢除以金融管理本位主義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通過民商事和行政手段規(guī)范以及《證券法》來規(guī)制民間融資和投資市場，以“擅自公開發(fā)行證券罪”來規(guī)制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直接融資模式的非法集資活動。
(二)集資詐騙罪的限縮解釋與輕刑化
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屬于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其立法本意旨在追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非法集資行為。但在金融管理主義本位、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類犯罪刑事政策及“維穩(wěn)”政策的影響下，加上“詐騙”一詞本就極易作無限的擴張解釋，集資詐騙罪在實踐中被濫用，成為名副其實的“口袋罪”，不少民營企業(yè)家因此被判重刑，甚至死刑。備受關注的吳英案等就是典型例證。因此，有必要對集資詐騙罪進行嚴格的限縮解釋，廢除死刑，并實現(xiàn)刑罰的輕刑化。
1.限縮解釋
現(xiàn)實社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詐騙”，如各種夸大其詞的廣告，且這些“詐騙”與民商事活動交織在一起。故不同于盜竊、搶劫等其他財產犯罪，社會對詐騙的容忍度逐漸提高。要將詐騙定罪，需考慮刑法與民商法的區(qū)分，實現(xiàn)犯罪與一般民事欺詐的剝離。而基于刑法的謙抑性、必要性和最后救濟性等原則，刑法應當在無法通過民商事法律和行政法獲得救濟時才“出手”。故應明確“可救濟無刑法”的限縮原則，實行“先民后刑”的定罪思路，只有通過民事訴訟無法救濟損失或者無法通過其他的民事和行政手段獲得救濟時，才能夠啟動刑法，認定為犯罪。
在此基礎上，須對集資詐騙罪適用的幾個關鍵要素作出嚴格限定。首先，對“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明確規(guī)定。應明確集資款“無法返還”的原因，將暫時無法返還或者非因個人主觀原因而造成的無法返還，如因投入生產而無法收回成本、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導致款項無法返還等，排除在“非法占有目的”之外。同時，應對集資款用途的比例作出明確規(guī)定，只有當行為人將集資款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比例大于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的比例時，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在判斷“使用詐騙方法”時應綜合考慮市場背景、社會觀念、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等要素，嚴格區(qū)分民間借貸等民事關系中的一般欺詐行為與刑法上“使用詐騙方法”的集資詐騙行為；還要考慮涉案數(shù)額和利益程度，并注意義務合理分配。例如，對于回報率過高的投資或投機行為，出資者自身應負擔相應的風險和承擔更多的注意義務，從而一定程度減輕對集資者的懲罰。
2.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廢除
多年以來，社會各界積極呼吁集資詐騙罪廢除死刑。此罪廢除死刑具有絕對充分且正當?shù)睦碛桑?br /> 第一，作為經濟型非暴力犯罪，集資詐騙所侵犯的法益與人身無涉，以此剝奪他人生命不符合報應刑理論。
第二，作為特殊詐騙罪，在普通詐騙罪早已取消死刑的情況下，繼續(xù)保留死刑與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不符，亦有違刑法整體量刑均衡之原則。
第三，在刑罰輕重的考量因素中，被害人是否存在過錯應予考慮，對于集資詐騙的受害人而言，其自身往往因貪圖高利而間接推動了犯罪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過錯。
第四，集資詐騙罪保留死刑與我國實行的少殺慎殺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相符。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權利不能以經濟價值來衡量，無論是經濟秩序、公私財產所有權還是公共職務的廉潔性和人的生命均不具有等價性。正因如此，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判處死刑不具有刑罰的等價性和公正性，不符合刑罰人道主義和輕緩化的國際潮流，應盡快廢除一切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死刑。值得慶幸的是，2014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明確廢除集資詐騙罪的死刑，正式通過沒有問題。因此，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則是集資詐騙罪的輕刑化。
3.集資詐騙罪的輕刑化
與其他財產犯罪相比，集資詐騙罪的法定刑明顯偏重。故僅僅廢除死刑仍然不夠，集資詐騙罪還應進一步輕刑化。具體而言，詐騙罪與侵占罪在危害性和行為方式上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其客觀違法性較盜竊罪等其他財產犯罪更弱，其法定刑應當?shù)陀诒I竊罪，而與侵占罪近似。有學者認為，同樣或類似的情況下，詐騙罪的起刑數(shù)額應高于盜竊罪，法定最高刑應低于盜竊罪，才能夠體現(xiàn)出罪刑相適應的基本要求。與普通詐騙罪相比，集資詐騙罪具有法定犯的因素，且出資者往往存在貪圖高利的過錯，屬于法律并不鼓勵的“投機”和“不勞而獲”行為，故其危害性和可罰性較之普通詐騙罪更輕，因此集資詐騙罪的法定刑應當?shù)陀谄胀ㄔp騙罪。
綜上分析，在此提出立法建議：
在實行“先民后刑”的定罪思路下，將集資詐騙罪修訂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行非法集資，騙取集資款，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同時，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或發(fā)布指導性案例，從“無法返還”的原因、集資用途等方面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行嚴格解釋。
在刑罰方面，應廢除集資詐騙罪的死刑，法定刑的設置比照盜竊和普通詐騙罪，應低于盜竊罪、普通詐騙罪的處罰。我們的建議是：犯集資詐騙罪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數(shù)額特別巨大且給國家和公眾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三)與非法集資行為相關犯罪的立法建議
鑒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與非法集資行為相關的犯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非法經營罪、虛假廣告罪，故在此也一并提出相關的立法建議。
1.取消非法經營罪
前身為投機倒把罪的非法經營罪業(yè)已成為經濟領域犯罪最大的“口袋罪”。口袋罪的根本特征在于因其罪狀描述呈現(xiàn)高度概括性、含糊性，從而使其罪狀內容具有很大不確定性，進而相關行為都可以“裝”進去。“口袋罪”的存在和設置，不僅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存在極大的刑罰權被濫用的風險，而且與市場經濟所應遵循的自由、安全原則相違背。
當前司法實踐中的非法經營罪適用急劇擴張并泛化的趨勢明顯，具體表現(xiàn)為三種情形：一是通過司法解釋將大量新型經濟案件納入該罪調整范圍；二是原有部分社會常見違法犯罪行為亦被納入該罪，存在打擊面過寬的問題；三是將理論上不適宜納入該罪的犯罪行為納入該罪予以懲處，引發(fā)廣泛的爭議和批評。
鑒于該罪在立法上和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我們建議盡快取消非法經營罪，這也是社會各界多年以來的呼吁。在非法經營罪被正式取消之前，必須對該罪進行限縮和規(guī)范解釋，即嚴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則，恪守刑法的謙抑性品格，站在保障市場自由和人權的立場，著重對“違反國家規(guī)定”、尤其是漏罪條款中“其他”、“非法經營行為”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等關鍵之處作出嚴格、合理的解釋。
2.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修訂
《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改變了以往司法解釋將組織、領導傳銷行為作為非法經營罪處理的作法，有利于打擊傳銷犯罪行為，更符合刑事立法的規(guī)律。但考慮到該罪罪狀表述中，僅規(guī)定“組織、領導……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而從表面上將一般參加者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與傳銷的行為排除在外，不利于規(guī)范和打擊傳銷犯罪。因而，我們建議增設誘騙、脅迫、介紹參加傳銷組織罪，而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的表述刪除。
(四)規(guī)范非法集資類犯罪案件的財產處置程序
當前非法集資類犯罪涉案財產處置程序設置的不科學和不合理，客觀上為有關司法和行政機關留下了非法獲利的空間，成為辦案執(zhí)法機關濫用和“制造”非法集資類犯罪的重要誘因，因而必須對該程序進行規(guī)范和完善。當然，這一問題不局限于非法集資類犯罪案件，而是具有一般性制度意義的問題，有關方面也開始重視并推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明確各級黨政部門不得干預涉案財物處置過程。
盡管刑事訴訟法對涉案財物處置有所規(guī)定，但規(guī)定籠統(tǒng)，相關程序簡單粗糙，加之運作過程不透明，缺乏監(jiān)管機制，地方黨政部門干預嚴重，由此導致長期以來涉案財物處置程序亂象叢生，尤其在涉案財物的追繳、拍賣等關鍵環(huán)節(jié)，暗箱操作、貪污挪用、截留私分等腐敗現(xiàn)象嚴重，成為有關部門謀取不當利益的重要來源，也成為激勵“制造”刑事冤案的重要動力。有關部門曾在系統(tǒng)內部開展涉案財物管理問題專項治理，但成效不彰。上述意見強調程序的公開透明，并嚴禁黨政部門插手財物處置，對規(guī)范刑事涉案財物處理程序、防范黨政部門謀取不當利益有一定的意義。但該意見仍需具體、可操作的實施細則予以落實，而且需要相關立法修改作為支撐。
對刑事涉案財物處理程序規(guī)范和完善的總體思路是促進程序向規(guī)范化、專業(yè)化和司法化方向邁進。具體而言，可考慮從以下方面著手：
第一，從體制上破除司法機關辦案經費、人員待遇與地方財政掛鉤現(xiàn)象，切斷辦案人員與涉案財物存在的任何利益關聯(lián)；
第二，廢除辦案機關案款提留制度，杜絕辦案機關非法獲利的任何可能，為此可考慮涉案財物上交中央財政；
第三，明確贓款、贓物、犯罪場所、犯罪工具的定義，嚴格區(qū)分刑事涉案財物與罰沒款，并改變刑事訴訟中“重人輕財”的辦案理念，強化涉案財物認定處理的司法化、程序化，明確舉證責任和證明標準；
第四，建立管理人制度，將涉案資產的處置交由專業(yè)化的管理人來處理，最大限度實現(xiàn)當事人和債權人的利益；
第五，明確規(guī)定在法院生效判決之前，涉案財產不得先行處理；
第六，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程序參與權，完善程序的救濟機制，賦予財產所有人或保管人不服處理決定或判決的救濟權、處分財產時的在場權以及案外人異議權；
第七，利用電子信息技術強化監(jiān)督，加強司法公開，對涉案財物查封、扣押、凍結、保管、處理等關鍵環(huán)節(jié)進行重點監(jiān)督。
(五)制訂《民間借貸法》
鑒于目前規(guī)制民間金融行為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行政規(guī)章等紛繁雜亂，我們建議制訂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對民間借貸的概念、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借貸的數(shù)額和利率等作出詳細規(guī)定，明確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一般違法集資行為以及非法集資類犯罪之間界限，讓民間借貸活動有法可依。
《民間借貸法》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
第一，承認并賦予民間借貸以合法地位，逐步放寬對民間借貸的管制和監(jiān)測。為此，立法應打破當前的金融壟斷，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引導民間金融向正規(guī)金融轉化，對民間借貸經營實行準入和備案登記制度，即符合一定條件的企業(yè)和個人均可以申請開辦借貸業(yè)務，并逐步降低準入門檻；借貸合同應采取書面形式，并應當?shù)焦ど绦姓芾聿块T進行登記或備案，便于政府及時了解民間借貸動態(tài)，并統(tǒng)計民間借貸有關數(shù)據(jù)。
第二，拓展并規(guī)范經營性放貸主體的資金來源。應當允許適度負債經營，鼓勵經營性放貸主體通過資本市場發(fā)行股票、債券方式等直接融資方式創(chuàng)新資金來源渠道；同時，建立對放貸經營機構注冊資本金和日常經營資金來源渠道的審查機制，允許“吸收一定的存款”，但應對其主體和其他前提條件進行明確限制。
第三，賦予借款人和貸款人就借貸金額、利息、借貸時間、借貸期限和償還方式等內容自由約定的權利，同時又應禁止過高利率。但法定利率的設定應突破現(xiàn)有關于“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的規(guī)定，根據(jù)地方經濟條件和民間借貸的情況等因素綜合確定。
第四，完善民間借貸的監(jiān)管規(guī)則，明確民間借貸的監(jiān)管主體及職責，可考慮建立相應的民間借貸登記和服務中心，并將P2P網絡借貸平臺等新型民間借貸形式納入監(jiān)管范圍。
在當前金融體制弊端重重、民間融資不規(guī)范、管制體系不完善的現(xiàn)狀下，保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維護正常的金融經營秩序仍有其立法上的價值。但限縮適用只是暫緩之策。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金融體系的完善，應廢除以金融管理本位主義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通過民商事和行政手段規(guī)范以及《證券法》來規(guī)制民間融資和投資市場，以“擅自公開發(fā)行證券罪”來規(guī)制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直接融資模式的非法集資活動。
(二)集資詐騙罪的限縮解釋與輕刑化
集資詐騙罪與詐騙罪屬于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其立法本意旨在追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非法集資行為。但在金融管理主義本位、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類犯罪刑事政策及“維穩(wěn)”政策的影響下，加上“詐騙”一詞本就極易作無限的擴張解釋，集資詐騙罪在實踐中被濫用，成為名副其實的“口袋罪”，不少民營企業(yè)家因此被判重刑，甚至死刑。備受關注的吳英案等就是典型例證。因此，有必要對集資詐騙罪進行嚴格的限縮解釋，廢除死刑，并實現(xiàn)刑罰的輕刑化。
1.限縮解釋
現(xiàn)實社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詐騙”，如各種夸大其詞的廣告，且這些“詐騙”與民商事活動交織在一起。故不同于盜竊、搶劫等其他財產犯罪，社會對詐騙的容忍度逐漸提高。要將詐騙定罪，需考慮刑法與民商法的區(qū)分，實現(xiàn)犯罪與一般民事欺詐的剝離。而基于刑法的謙抑性、必要性和最后救濟性等原則，刑法應當在無法通過民商事法律和行政法獲得救濟時才“出手”。故應明確“可救濟無刑法”的限縮原則，實行“先民后刑”的定罪思路，只有通過民事訴訟無法救濟損失或者無法通過其他的民事和行政手段獲得救濟時，才能夠啟動刑法，認定為犯罪。
在此基礎上，須對集資詐騙罪適用的幾個關鍵要素作出嚴格限定。首先，對“非法占有目的”作出明確規(guī)定。應明確集資款“無法返還”的原因，將暫時無法返還或者非因個人主觀原因而造成的無法返還，如因投入生產而無法收回成本、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導致款項無法返還等，排除在“非法占有目的”之外。同時，應對集資款用途的比例作出明確規(guī)定，只有當行為人將集資款用于個人消費或揮霍的比例大于用于投資或生產經營活動的比例時，才能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次，在判斷“使用詐騙方法”時應綜合考慮市場背景、社會觀念、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等要素，嚴格區(qū)分民間借貸等民事關系中的一般欺詐行為與刑法上“使用詐騙方法”的集資詐騙行為；還要考慮涉案數(shù)額和利益程度，并注意義務合理分配。例如，對于回報率過高的投資或投機行為，出資者自身應負擔相應的風險和承擔更多的注意義務，從而一定程度減輕對集資者的懲罰。
2.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廢除
多年以來，社會各界積極呼吁集資詐騙罪廢除死刑。此罪廢除死刑具有絕對充分且正當?shù)睦碛桑?br /> 第一，作為經濟型非暴力犯罪，集資詐騙所侵犯的法益與人身無涉，以此剝奪他人生命不符合報應刑理論。
第二，作為特殊詐騙罪，在普通詐騙罪早已取消死刑的情況下，繼續(xù)保留死刑與刑法罪刑相適應原則不符，亦有違刑法整體量刑均衡之原則。
第三，在刑罰輕重的考量因素中，被害人是否存在過錯應予考慮，對于集資詐騙的受害人而言，其自身往往因貪圖高利而間接推動了犯罪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過錯。
第四，集資詐騙罪保留死刑與我國實行的少殺慎殺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不相符。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權利不能以經濟價值來衡量，無論是經濟秩序、公私財產所有權還是公共職務的廉潔性和人的生命均不具有等價性。正因如此，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判處死刑不具有刑罰的等價性和公正性，不符合刑罰人道主義和輕緩化的國際潮流，應盡快廢除一切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死刑。值得慶幸的是，2014年出臺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明確廢除集資詐騙罪的死刑，正式通過沒有問題。因此，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則是集資詐騙罪的輕刑化。
3.集資詐騙罪的輕刑化
與其他財產犯罪相比，集資詐騙罪的法定刑明顯偏重。故僅僅廢除死刑仍然不夠，集資詐騙罪還應進一步輕刑化。具體而言，詐騙罪與侵占罪在危害性和行為方式上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其客觀違法性較盜竊罪等其他財產犯罪更弱，其法定刑應當?shù)陀诒I竊罪，而與侵占罪近似。有學者認為，同樣或類似的情況下，詐騙罪的起刑數(shù)額應高于盜竊罪，法定最高刑應低于盜竊罪，才能夠體現(xiàn)出罪刑相適應的基本要求。與普通詐騙罪相比，集資詐騙罪具有法定犯的因素，且出資者往往存在貪圖高利的過錯，屬于法律并不鼓勵的“投機”和“不勞而獲”行為，故其危害性和可罰性較之普通詐騙罪更輕，因此集資詐騙罪的法定刑應當?shù)陀谄胀ㄔp騙罪。
綜上分析，在此提出立法建議：
在實行“先民后刑”的定罪思路下，將集資詐騙罪修訂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行非法集資，騙取集資款，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同時，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或發(fā)布指導性案例，從“無法返還”的原因、集資用途等方面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進行嚴格解釋。
在刑罰方面，應廢除集資詐騙罪的死刑，法定刑的設置比照盜竊和普通詐騙罪，應低于盜竊罪、普通詐騙罪的處罰。我們的建議是：犯集資詐騙罪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數(shù)額特別巨大且給國家和公眾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三)與非法集資行為相關犯罪的立法建議
鑒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與非法集資行為相關的犯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非法經營罪、虛假廣告罪，故在此也一并提出相關的立法建議。
1.取消非法經營罪
前身為投機倒把罪的非法經營罪業(yè)已成為經濟領域犯罪最大的“口袋罪”。口袋罪的根本特征在于因其罪狀描述呈現(xiàn)高度概括性、含糊性，從而使其罪狀內容具有很大不確定性，進而相關行為都可以“裝”進去。“口袋罪”的存在和設置，不僅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存在極大的刑罰權被濫用的風險，而且與市場經濟所應遵循的自由、安全原則相違背。
當前司法實踐中的非法經營罪適用急劇擴張并泛化的趨勢明顯，具體表現(xiàn)為三種情形：一是通過司法解釋將大量新型經濟案件納入該罪調整范圍；二是原有部分社會常見違法犯罪行為亦被納入該罪，存在打擊面過寬的問題；三是將理論上不適宜納入該罪的犯罪行為納入該罪予以懲處，引發(fā)廣泛的爭議和批評。
鑒于該罪在立法上和實踐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我們建議盡快取消非法經營罪，這也是社會各界多年以來的呼吁。在非法經營罪被正式取消之前，必須對該罪進行限縮和規(guī)范解釋，即嚴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則，恪守刑法的謙抑性品格，站在保障市場自由和人權的立場，著重對“違反國家規(guī)定”、尤其是漏罪條款中“其他”、“非法經營行為”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等關鍵之處作出嚴格、合理的解釋。
2.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修訂
《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改變了以往司法解釋將組織、領導傳銷行為作為非法經營罪處理的作法，有利于打擊傳銷犯罪行為，更符合刑事立法的規(guī)律。但考慮到該罪罪狀表述中，僅規(guī)定“組織、領導……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而從表面上將一般參加者介紹、誘騙、脅迫他人參與傳銷的行為排除在外，不利于規(guī)范和打擊傳銷犯罪。因而，我們建議增設誘騙、脅迫、介紹參加傳銷組織罪，而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xù)發(fā)展他人參加”的表述刪除。
(四)規(guī)范非法集資類犯罪案件的財產處置程序
當前非法集資類犯罪涉案財產處置程序設置的不科學和不合理，客觀上為有關司法和行政機關留下了非法獲利的空間，成為辦案執(zhí)法機關濫用和“制造”非法集資類犯罪的重要誘因，因而必須對該程序進行規(guī)范和完善。當然，這一問題不局限于非法集資類犯罪案件，而是具有一般性制度意義的問題，有關方面也開始重視并推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明確各級黨政部門不得干預涉案財物處置過程。
盡管刑事訴訟法對涉案財物處置有所規(guī)定，但規(guī)定籠統(tǒng)，相關程序簡單粗糙，加之運作過程不透明，缺乏監(jiān)管機制，地方黨政部門干預嚴重，由此導致長期以來涉案財物處置程序亂象叢生，尤其在涉案財物的追繳、拍賣等關鍵環(huán)節(jié)，暗箱操作、貪污挪用、截留私分等腐敗現(xiàn)象嚴重，成為有關部門謀取不當利益的重要來源，也成為激勵“制造”刑事冤案的重要動力。有關部門曾在系統(tǒng)內部開展涉案財物管理問題專項治理，但成效不彰。上述意見強調程序的公開透明，并嚴禁黨政部門插手財物處置，對規(guī)范刑事涉案財物處理程序、防范黨政部門謀取不當利益有一定的意義。但該意見仍需具體、可操作的實施細則予以落實，而且需要相關立法修改作為支撐。
對刑事涉案財物處理程序規(guī)范和完善的總體思路是促進程序向規(guī)范化、專業(yè)化和司法化方向邁進。具體而言，可考慮從以下方面著手：
第一，從體制上破除司法機關辦案經費、人員待遇與地方財政掛鉤現(xiàn)象，切斷辦案人員與涉案財物存在的任何利益關聯(lián)；
第二，廢除辦案機關案款提留制度，杜絕辦案機關非法獲利的任何可能，為此可考慮涉案財物上交中央財政；
第三，明確贓款、贓物、犯罪場所、犯罪工具的定義，嚴格區(qū)分刑事涉案財物與罰沒款，并改變刑事訴訟中“重人輕財”的辦案理念，強化涉案財物認定處理的司法化、程序化，明確舉證責任和證明標準；
第四，建立管理人制度，將涉案資產的處置交由專業(yè)化的管理人來處理，最大限度實現(xiàn)當事人和債權人的利益；
第五，明確規(guī)定在法院生效判決之前，涉案財產不得先行處理；
第六，保障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程序參與權，完善程序的救濟機制，賦予財產所有人或保管人不服處理決定或判決的救濟權、處分財產時的在場權以及案外人異議權；
第七，利用電子信息技術強化監(jiān)督，加強司法公開，對涉案財物查封、扣押、凍結、保管、處理等關鍵環(huán)節(jié)進行重點監(jiān)督。
(五)制訂《民間借貸法》
鑒于目前規(guī)制民間金融行為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行政規(guī)章等紛繁雜亂，我們建議制訂專門的《民間借貸法》，對民間借貸的概念、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借貸的數(shù)額和利率等作出詳細規(guī)定，明確合法的民間借貸行為、一般違法集資行為以及非法集資類犯罪之間界限，讓民間借貸活動有法可依。
《民間借貸法》的主要內容應當包括：
第一，承認并賦予民間借貸以合法地位，逐步放寬對民間借貸的管制和監(jiān)測。為此，立法應打破當前的金融壟斷，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引導民間金融向正規(guī)金融轉化，對民間借貸經營實行準入和備案登記制度，即符合一定條件的企業(yè)和個人均可以申請開辦借貸業(yè)務，并逐步降低準入門檻；借貸合同應采取書面形式，并應當?shù)焦ど绦姓芾聿块T進行登記或備案，便于政府及時了解民間借貸動態(tài)，并統(tǒng)計民間借貸有關數(shù)據(jù)。
第二，拓展并規(guī)范經營性放貸主體的資金來源。應當允許適度負債經營，鼓勵經營性放貸主體通過資本市場發(fā)行股票、債券方式等直接融資方式創(chuàng)新資金來源渠道；同時，建立對放貸經營機構注冊資本金和日常經營資金來源渠道的審查機制，允許“吸收一定的存款”，但應對其主體和其他前提條件進行明確限制。
第三，賦予借款人和貸款人就借貸金額、利息、借貸時間、借貸期限和償還方式等內容自由約定的權利，同時又應禁止過高利率。但法定利率的設定應突破現(xiàn)有關于“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的規(guī)定，根據(jù)地方經濟條件和民間借貸的情況等因素綜合確定。
第四，完善民間借貸的監(jiān)管規(guī)則，明確民間借貸的監(jiān)管主體及職責，可考慮建立相應的民間借貸登記和服務中心，并將P2P網絡借貸平臺等新型民間借貸形式納入監(jiān)管范圍。
